財政部長工作中另一個始終存在的部分是股市。我在財政部任職一段時間之後，我認為股市很可能已經呈現過度的狀態。美國股市多頭從1982年開始，1990年代後半，投資人在投資股票時，要求風險溢酬已經降到歷史新低。
大家認為股價下跌後，會在相當快的時間裡反彈回升，就像1987年10月股市崩盤之後一樣。股票的長期表現總是勝過債券，而且只要長抱股票，股票的風險會降到最低。電視的財金節目大增，道瓊指數盤旋在1萬1千點時《道瓊指數3萬6千點》之類的書出版，代表金融市場洋溢著歡欣的氣氛。
我認為一切都沒有改變，股票始終含有的風險並沒有降低。很多新投資人不懂股票，根據過度簡化的理論投資，最糟糕的是，根據根本錯誤的理論來投資。以大家熟知股票長期報酬率勝過債券的假設為例，過去這一點正確，但是假設將來與過去一樣，完全只是假設而已。
此外，投資人一旦了解這種現象，反映在行情中，與債券相比，股票便不可能被低估。即使不管這個問題，就大盤指數而言正確的事，移用在任何投資組合中不見得正確，因為投資組合要看相關企業的表現，偏重股票不能幫助你了解價值或明智地選擇投資標的。
此外，買進股價指數，持有股票幾十年以上，可能相當有機會獲得明顯高於債券的報酬。但是歷史也顯示，市場可能長期提供低於標準的報酬。即使上述跟債券有關的推論正確，並非所有投資人都有夠長的時間，能從可能很長的時間中獲利，例如有些人計畫五到十年內退休，打算靠儲蓄過日子；另外，也有人心理上不能忍受長期的低迷狀況。這一切都跟後來多頭市場的高峰期間，改革社會安全制度與創立個人股票帳戶的政治辯論有關，只是大家都忽略了這些事情。
當股價看來漲得過高，那斯達克(NASDAQ)指數幾乎瘋狂上漲時，我擔心若股價突然回歸歷史估價水準時，可能傷害美國經濟。經過深思熟慮後，我認為絕不能針對股價水準發表任何談話，但是股價可能嚴重高估，對經濟造成更大風險時，我能做什麼事情嗎？
葛林史班、桑默斯和我在道瓊指數突破五千、六千、七千、八千和九千點大關時，都討論過這些問題。情勢讓人很想對投資大眾發出警告，但是我當時認為（現在仍然認為），不管根據歷史趨勢股價是低估還是高估，官員都不應該評論股市水準。
財政部長擔任市場評論員，根據自己當時的看法揮舞綠旗、紅旗或黃旗，的確是很糟糕的想法，原因有四個：
- 不管你有什麼看法，誰都不能說股市的「正確」水準如何，也不能說市場是否高估。我個人在道瓊指數遠低於天價的幾千點時，就開始緊張。我知道很精明的人在1980和90年代大多頭市場的很多時間，都看空股市。我當時錯了，現在也可能是錯的。
- 我認為不管我說什麼話，很可能都不會有效果。1996年12月5日，葛林史班說的話是個很好的例子，當時他在一篇演說中提出一個重大的問題：「我們怎麼知道非理性繁榮已經不當地推升資產價值，然後意外、長期地萎縮？」我甚至不知道葛林史班是否有意針對股價發表看法，但是市場認為他刻意採用「非理性繁榮」這個字眼，道瓊指數隔天從6437點，跌到6382點，接著多頭市場恢復強徑走勢，又漲了5000點。葛林史班說了這些話，唯一長久的影響是未來可讓他的話列入《巴列特名人語錄詞典》。
- 我認為靠談話影響金融市場不但沒有用，這樣做的人信用也會受到傷害，因為知情的人會知道這個人沒有特殊的見地，而且幾乎常常弄錯。這樣做會傷害決策者的信用，可能侵蝕信心，傷害經濟。
- 最後一個原因，在於高估的股市逐漸下跌可容易地吸收。但是若官員不管因為什麼理由便發表談話，促成市場快速大跌，可能會擾亂經濟。
葛林史班和我大致都避免評論市場，總而言之，無論是長期或短期，市場都會到達應該到達的地方，政府官員的壓力頂多只有短暫的影響。就像我經常告訴柯林頓政府其他官員的話：「市場漲漲跌跌。」有些人認為這種說法是深入的觀察，有些人認為這明顯的是老生長談。
不過在十分罕見的情況下，財政部長可能必須針對股市不尋常的波動，發表談話。因為當金融市場極為緊張不安時，似乎需要有人安撫，但不期望影響市場走勢，只希望設法消除恐慌的情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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