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其實並非難以理解，但卻很容易被我們所忽略，尤其在夾雜著政治和媒體所用的那種難以理解的修辭時，就格外容易受到輕忽。每一個選民和每一個政治人物，卻會藉由選票影響經濟政策，我們究竟要做個學養豐富和有見地的人，還是人云亦云且不學無術的牆頭草，即是出版這本書的用意。本篇只介紹「時間和遠見：政客們的短視近利」。
政治學和經濟學是以截然不同的方式面對時間。即使許多政府官員短視近利，目光從未超越下次選舉，但在官員所強加的法律和政策下，飽受痛苦的個別公民仍能洞燭機先，察覺出許多法律和政策所帶來的影響可能迥異於原先的意圖。
原因是在經濟學中，未來的影響會在「現值」的概念下加以預估。比方說，當稅率提高10%時，有人即假定稅收亦會同步增加10%。但事實是，會有更的多人選擇落跑，不再繼續留在賦稅沉重的管轄區域，或是減少購買賦稅沉重的商品，所以政府收到的錢會遠低於當初的預期。
相反的，當聯邦政府在1997年把資本利得的稅率由28%降到20%時，大家就認為來自於資本利得稅的收入一定會低於1996年課徵到的450億美元，以及在稅率降低之前對未來四年所預計課徵到的2090億美元。但事實上卻不然，稅收在資本利得稅率降低後反而上升，課到的資本利得稅在四年後高達3720億美元。
人們會針對更有利的投資前景調整自己的行為，增加他們的投資，如此一來，20%的新稅率就會導致人們增加其投資，而來自於這些投資的報酬，要遠比28%的舊稅率下的稅收為多。比方說，投資者如今不會把他們的錢投資於免稅的市府公債，而是會發現，如果投資在具有更高報酬率的實質財貨或勞務上，會更有利可圖，因為較低的稅率會使他們的稅後報酬變得更多。
雖然「加稅」或「減稅」是政治上常用的手段，媒體在這方面的報導也十分尋常，但這仍會模糊稅率和稅收之間的重要差異。政府可以改變稅率，但大眾對這些變革的反應卻可能導致稅收的增加或減少。因此，關於「五千億美元節稅方案」或「七千億美元增稅方案」等建議，則完全有誤導大眾之嫌，因為政府所能制定的僅為稅率的改變而已，至於其實際的影響卻只有在事實發生後才能判定。
總之，人類是具有遠見的，無論是地主、領取救濟金的母親、投資大眾、納稅人或其他任何人皆然。可是著手推動其政策的政府往往十分天真，以為只會發生當初他們所預期的效應，殊不知到最後卻發現眼鏡碎了一地，因為人民在面對這些政策時，會以圖利自己或保護自己的方式加以反應。而且這些政策產生的幅作用，至於結果更會與當初的預期迥然不同。
無論社會政策和經濟政策通常會從為政者所宣稱的目標，而非以它們所創造的誘因這種角度加以討論。對許多人來說，這或許只是短視近利所導致，但對學有專精的政客來說，他們僅看到下一次選舉。
此一事實乃意味，任何被選民所廣泛接受的目標，都有可能讓政客得到選票，但長期影響卻往往來得太遠，以致無法在政治上找到其關聯性，而且所消逝的時間也可能使得原因和效應在缺乏精密複雜的分析下，難以證實兩者的關係。當然，大多數選民都無法（或不願意）從事那種精密複雜的分析工作。
結語
此書作者的見解，也正在台灣上演。三年前，總統馬英九連任成功，任命劉憶如擔任財政部長，以公平正義的名義，提案課徵證所稅。
（中央社記者邱柏勝台北17日電）發稿時間：2015/11/17 16:05
根據金管會統計，自證所稅復徵議題再起後，2012年及2013年資本市場平均成交日均值減少為957億元，衰退幅度近3成；每季交易金額5億元以上的大額交易自然人人數，由2012年第1季的1188人，開始明顯減少，截至今年第3季，僅剩648人。
此外，根據財政部統計處統計，2012年證所稅爭議再起後，台股量能明顯萎縮，2012年至2014年的證交稅收，分別僅719億元、714億元、887億元，比2012年前3年的平均千億元稅收明顯短少。然而，證所稅復徵後，2013、2014年分別只有26億、38億元稅收。
在國家整體稅收不增反減，券商、散戶罵聲不斷，大戶持續出走的情況下，國民黨主席暨總統參選人朱立倫日前坦言，證所稅是個錯誤的政策，理應廢除；立法院今天上午三讀通過廢除證所稅。
話說，證所稅的廢除，並不是政客忽然佛心來了，而是選舉又要到了。
但話又說回來，那些政客也我們選出來的。柯文哲在一場研討會中表示：「思想文化能改變國家，國家之力量在國民全體，有什麼樣的國民就出現什麼樣政府與總統，『所以馬英九是大家的共業』，引起與會者大笑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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