財經新報 作者 藍 弋丰 | 發布日期 2015 年 05 月 07 日
巴菲特過去就對調高基本工資的效益抱持懷疑，最近又老調重彈，表示調高基本工資只會造成邊緣失業，要幫助窮人，所得稅抵減是更好的辦法，到底巴菲特的主張是對是錯？美國最積極調高基本工資的華盛頓州經驗，或許可供借鏡。
華盛頓州自 1990 年代起就是全美國最積極提高基本工資的州之一，過去 15 年來，華盛頓州擁有美國最高基本工資，華盛頓州參議員佩蒂‧穆瑞（Patty Murray）對此引以為傲，並表示華盛頓州的工作成長速率超越全美平均，而貧窮率則低於全國平均。
華盛頓州的高基本工資政策，始於 1998 年，華盛頓州進行 688 號提案公投（Initiative 688），即華盛頓州基本工資提案公投，公投內容是：「州的基本工資，是否在 1999 年調升為每小時 4.9 美元到 5.7 美元，到 2000 年調升為每小時 6.5 美元，之後每年依通貨膨脹調高？」公投的結果，有 66.1% 選民投下同意票，通過此案，此後華盛頓州的最低工資年年依通貨膨脹調整，至 2014 年為每小時 9.47 美元，為美國基本工資最高的一州，相較之下，最低的懷俄明州每小時基本工資僅 5.15 美元，雖然華盛頓州的貧窮率的確低於美國平均，但是，在 1998 年基本工資提案通過以前，華盛頓州原本貧窮率就低於美國平均，1998 年以前的 15 年內，華盛頓州貧窮率為 10.7%，同時期美國全國平均為 13.8%，1998 年基本工資提案通過後的 15 年內，華盛頓州的貧窮率為 10.9%，同時期美國全國平均為 13.1%。也就是說，提高基本工資以後，在全美貧窮率比 1998 年以前微幅下降的同時，華盛頓州的貧窮率比起 1998 年以前卻反而微幅上升。
也就是說，佩蒂．穆瑞參議員的論點，在貧窮率的部分，其實是站不住腳的。
低於基本工資的工作消失了
更深入探討會發現，華盛頓州基本工資提高以前，一個拿基本工資的勞工，必須全無家累，才能生活在貧窮線以上，基本工資調高之後，一個拿基本工資的勞工，可以養兩個小孩、能生活在貧窮線以上，直覺看來，貧窮率應該會大幅下降才對，但是華盛頓州的貧窮率卻反而是微增。這個乍看矛盾的現象，發生的原因，正如巴菲特所說：提高基本工資的結果是使邊緣勞工失業。
基本工資提高的結果，不是讓工資提高，而是使得低於基本工資的工作消失，例如自 1998 年到 2014 年，在華盛頓州最血汗的飯店旅館與餐飲業就業機會減少 5.7%，而沒有經驗的社會新鮮人找工作也遇到顯著困難，1998 年以後，華盛頓州青年失業率明顯高於美國平均，最高甚至達到驚人的 34%。工作價值低於基本工資者，因為找不到工作，變得更窮了，當然貧窮率不會下降。
但是佩蒂．穆瑞參議員指出的另一項事實卻是貨真價實，那就是，華盛頓州的工作機會成長的確高於美國全國，自 1998 年到 2014 年，華盛頓州佔美國人口比率增長僅 5.7%，但工作數比率則增加 6.3%，如果提高基本工資的效果是消滅了邊緣工作，那總工作數量佔全國比率應該減少才對？巴菲特與許多經濟學者的消滅邊緣工作論點，和這結果是否有所衝突？
這個疑問也是太過「直覺」，沒有考慮到市場的運作機制。消滅邊緣工作也消滅了邊緣企業，附加價值低到只能聘請邊緣勞工、基本工資一調高就只能倒閉的邊緣企業，通常在市場上也都是只能低價搶市的價格破壞者，沒有這些價格破壞者搗亂，其他企業就能享有更高的市佔、毛利與成長，這些企業倒閉，也會釋出店面、廠址以及管理階級人才等資源，有助於其他企業發展，也就可以聘用更多員工，簡單的說，就是所謂「騰籠換鳥」效應。
華盛頓州不只總工作機會提升，家庭收入也的確上升了，華盛頓州家庭中位數收入，從 2000 年到 2014 年成長 15.64 %，相較之下，美國全國家庭中位數收入則僅成長 9.21%，可說華盛頓州的家庭收入成長的確高於美國全國。這點也很容易以市場原理解釋，除了騰籠換鳥效應以外，勞工的供需也是一個因素，例如，當年輕新鮮人無法以「低價搶市」累積工作經驗，有經驗的勞工長期來說供給下降，既有的勞工自然越顯珍貴，就更有籌碼要求更好的薪資待遇。
提高基本工資是勞方與勞方的鬥爭
因此，以華盛頓州的經驗，提高基本工資的確讓工作機會增加高於美國全國，收入提升也高於美國全國，但是，這是以犧牲最窮困、最弱勢的勞工為代價換來的，透過把邊緣勞工掃出就業市場，既有的勞工與高附加價值企業鞏固了市場地位，迎來就業增加、薪水提升的美景，生活改善欣欣向榮，但同時邊緣勞工求職無門，又不能降價以求，年輕人無法進入職場，失業率最高達到 34%。
所以，到頭來，提高基本工資，並非是一場資方與勞方的鬥爭，而是勞方與勞方的鬥爭，強勢勞工透過消滅弱勢勞工保障了自己更好的生活；同時也是資方與資方的鬥爭，強勢資方透過消滅弱勢資方，消滅價格破壞者，保障了市場與發展。
到頭來，佩蒂‧穆瑞參議員的主張有部分是正確的，那就是提高基本工資確實能促進勞工福祉與經濟成長，但巴菲特的主張也是正確的，那就是這是以徹底犧牲最弱勢族群為代價換得的成果。
提高基本工資的總效果，促進的其實是強勢勞工的福利，非但沒有幫助弱勢勞工，反而把他們打入萬劫不復深淵，看似出自社會主義的主張，卻得到最違反社會主義的結果，於是我們又面臨了一個老問題：當犧牲少數弱勢，可以促進大多數人的福祉時，該如何選擇呢？
PS. 政客把基本工資調高，資方則調高商品價格（賠錢的生意沒人做），那誰得利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