總體經濟面上的變動，只會影響股票的價格，而非價值，做投資時可以不必理會。但要做到如老僧入定般不動心，得先具備一點經濟常識才行。
經濟上的變化主要是幾個專有名詞的交互作用，用股市的觀念來解讀這些名詞會變得很簡單。我經濟學與會計學的學分，都是在股市裡補修來的，雖然在大學都念過，但當時都一知半解。
- GDP：國內生產毛額＝營收
- GDP年增率：經濟成長率＝營收成長率
- 匯率＝股價
- 利率＝股利
- 外匯存底＝遊樂場的代幣
GDP（國內生產毛額）就是營收，因為毛額是未扣掉成本的意思，GDP即「台灣」這家公司的營收。一國的營收一旦衰退，股價（匯率）就會跌；若硬要維持股價不變，就得支付較高的股利，也就是利率會高漲。
GDP、利率、匯率環環相扣
這三者的關係，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，提供一個最好的教材。那年東南亞各國貨幣因外資撤離而競相貶值，經濟大幅衰退；香港也受到打擊，但港幣一直不貶，還堅持聯繫匯率，與強勢美元掛鉤。國際炒家紛紛看出這項不合理，拚命放空港幣恆生指數期貨，其中最有名的一位就是索羅斯。
港幣被高估而不讓它貶，利率必然上升，當時隔夜拆款利率曾飆漲到300%，導致恆生指數由1萬5000多點暴跌到6000點，索羅斯打的主意正是想賺放空期指的錢，因為他深知港幣的聯繫匯率政策不可能改變，那是香港做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的保證。
國際炒家的如意算盤，後來被香港史無前例的措施打敗，動用外匯存底來護盤。港府動用了1181億港幣，集中買進恆生指數33檔成分股，把指數從6000多點硬是拉到1萬5000點，迫使炒家損失離場。
- GDP差→港幣貶→索羅斯空港幣贏
- 不貶→利率升→股價跌→索羅斯空恆指贏
- 不跌→外匯護盤
這次動用外匯存底來護盤的措施，是應加以批評的，因為外匯存底並不是政府的錢，它只是一種兌換，就像到遊樂場去玩先換代幣一樣，有多少現金換多少代幣，它是貿易與資本淨流入的總和。
香港政府實在不該擅自動用，就像遊樂場的老闆不該把遊客兌換代幣的錢，又換成代幣一樣，這將造成代幣失去價值，因為沒有等值的現金來做保證。
而且一旦遊客要結清出場，想把代幣換回現金時，將無錢可換，這會造成國家信用危機。所以在事情過後，港府很快把那些股票設了一個盈富基金，供市民認購，以便套回現金。這種安排也可以避免在市場大量釋股，又把股價打回原形。
台灣政府對亞洲金融風暴的因應相對比較適宜，放任台幣適度貶值，所以台灣經濟在風暴中受的衝擊最小。
簡介三種經濟學派
18世紀以亞當斯密為首的古典學派，主張尊重市場機制，用以打破當時在經濟上貴族壓榨平民的不平等。同時期盧梭、孟得斯鳩等先賢，則高舉民主的大纛以反抗政治上的君主專制。
當時工業革命未發達，生產力有限，馬爾薩的「人口論」還認為生產的增加是算數級數，趕不上人口幾何級數繁殖的速度。在供給有限的情況下，問題的重點在於分配，古典學派主張讓看不見的手（市場機制）自然運作、減少人為的干預，在「優勢劣敗」「供需決定價格」的法則下，達到資源的最適配置，避免人為分配的不公。
20世紀初，工業革命已十分發達，而且當時關稅壁壘嚴重，列強為尋找市場出路，甚至還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，1929年也發生經濟大恐慌。這時的經濟問題是供過於求，而非分配不均，因此凱因斯提出增加政府支出來提振需求。
這顯然已體認到市場自動調節機制的不足，工資與物價的向下僵固性、廠商忍受不景氣的態度、利益團體的運作，與政治上的考量等因素，均會讓市場調節機制失靈。
多數業者在面對不景氣時，總是先靠以往累積的盈餘苦撐，甚至逆勢擴產以搶占市場，其次再降低成本，等到不堪虧損後才會考慮減產。而且競爭力弱的傳統產業，常又掌握較多的政治資源，製造人為障礙或要求補助，導致「供需自然調節」與「優勢劣敗」的法則，不易立即產生效用。
20世紀所面臨的經濟問題與18世紀明顯不同，才會有凱因斯提出與古典學派完全不同的主張，這是問題的不同，並非誰修正誰、或哪一派較好的問題，而是「斯斯有兩種，治流鼻水與喉嚨痛的藥不同」。
凱因斯學派在80年代雷根主政時期也漸無效，因為太好的社會福利制度，讓窮人懶於工作，富人因稅負重不願投資，導致高失業率與低經濟成長，亦即供給與需求均顯疲弱。
此時要促進經濟成長，提振需求，反而要先增加供給，即增加工作機會讓人民有錢來消費，所以主張削減社會福利與減稅，來增強工作動機、刺激投資意願與民間消費，這就是供給面學派的由來。
上述三種經濟學派用供給與需求強弱的座標軸來看，就可一目瞭然，它們都在解決不同狀況下的經濟問題：
結語
此書作者說明非常簡單和明瞭，可惜的是經濟學派中的貨幣學派，書中沒有提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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